夜猫子的BLOG

杨卓舒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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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甲骨文)的CEOLarry.El lison在耶鲁大学2000届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耶鲁的毕业生们，我很抱歉———如果你们不喜欢这样的开场。我想请你们为我做一件事。请你———

好好看一看周围，看一看站在你左边的同学，看一看站在你右边的同学。

请你设想这样的情况：从现在起5年之后，10年之后，或30年之后，今天站在你左边的这个人会是一个失败者；右边的这个人，同样，也是个失败者。而你，站在中间的家伙，你以为会怎样？一样是失败者。失败的经历。失败的优等生。

说实话，今天我站在这里，并没有看到一千个毕业生的灿烂未来。我没有看到一千个行业的一千名卓越领导者，我只看到了一千个失败者。你们感到沮丧，这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我，埃里森，一个退学生，竟然在美国最具声望的学府里这样厚颜地齿地散布异端？我来告诉你原因。因为，我，埃里森，这个行星上第二富有的人，是个退学生，而你不是。因为比尔．盖茨，这个行星上最富有的人———就目前而言———是个退学生，而你不是。因为艾伦，这个行星上第三富有的人，也退了学，而你没有。再来一点证据吧，因为戴尔，这个行星上第九富有的人———他的排位还在不断上升，也是个退学生。而你，不是……你们非常沮丧，这是可以理解的。

你们将来需要这些有用的工作习惯。你将来需要这种“治疗”。你需要它们，因为你没辍学，所以你永远不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哦，当然，你可以，也许，以你的方式进步到第10位，第11位，就像Steve。但，我没有告诉你他在为谁工作，是吧？根据记载，他是研究生时辍的学，开化得稍晚了些。

现在，我猜想你们中间很多人，也许是绝大多数人，正在琢磨：我能做什么？我究竟有没有前途？

当然没有。太晚了，你们已经吸收了太多东西，以为自己懂得太多。

你们再也不是19岁了。你们有了“内置”的帽子，哦，我指的可不是你们脑袋上的学位帽。

嗯……你们已经非常沮丧啦。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现在可能是讨论实质的时候啦———

绝不是为了你们，2000年毕业生。你们已经被报销，不予考虑了。我想，你们就偷偷摸摸去干那年薪20万的可怜工作吧，在那里，工资单是由你两年前辍学的同班同学签字开出来的。事实上，我是寄希望于眼下还没有毕业的同学。我要对他们说，离开这里。收拾好你的东西，带着你的点子，别再回来。退学吧，开始行动。我要告诉你，一顶帽子一套学位服必然要让你沦落……就像这些保安马上要把我从这个讲台上撵走一样必然……（此时，Larry被带离了讲台）

（1）明晰产权和交易费用是理解中国改革的钥匙
　　1979年我来广州看我的姐姐。那时候广州晚上全是黑的，街上没有灯；市场上连一只鸡蛋都买不到（笑声），我的姐姐在床底下养鸡（笑声）；到外面吃饭很难找到一家好的餐馆，有时候叫了菜也没有白米饭，因为那时候白米是要配给的。那是22年前的事了，在座很多同学可能还没有出世。

　　两个多月前的农历新年，我又到广州来，到佛山一家酒家吃午饭。那酒家里有一条食街，你可以随意选购东西让他们煮，有汤水部，有海鲜部，有小炒部，有烧腊部……光是海鲜部里就有六种虾，任君选择，琳琅满目，多得不得了。那酒家全坐满了人。

　　22年时间，同样的地方，同样的人，产权制度改了，生活就可以有这么大的变化。如果中国还是70年代那种制度，那就连一只鸡蛋都买不到。所以产权对民生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你们要听清楚，我说的是很简单的东西，这是经济学的基础。在鲁宾逊一人世界里是没有产权的。不需要警察，没有市场，没有银行，没有货币，没有经纪，没有公司，没有律师，只有鲁宾逊一个人。鲁宾逊的经济问题是很容易处理的，两个小时我就可以把你们都教会了。经济学的困难就在于多加了一个人。多了一个人后，两个人就成了社会。社会的定义就是多了一个人（笑声）--我喜欢从简单的角度来看问题。

　　两个人都想要同样的物品，竞争就无可避免。有竞争就要决定输赢，这也无可避免。决定输赢就要讲游戏规则。你们打网球有游戏规则，田径也有游戏规则，弱肉强食也是游戏规则，走后门也是游戏规则（笑声）。有了游戏规则后，就可以决定输赢。比如田径的游戏规则是以谁快谁慢来决定输赢。所以竞争一定要决出胜负。

　　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你一早起来就要开始竞争。你去吃早餐，在这社会里就得有人吃得少一些，有人吃得多一些，所以你的早餐也是竞争赢来的。现在的竞争很简单。我是大教授，但我没有优先权；即使我的父亲是政协委员，我也没有优先权；我考试考第一也没有优先权；但我掏出一张钞票来，我就有优先权了（笑声）。你想要个苹果，我也想要同一个苹果，我拿出2元，你不肯拿出2元，我就赢了（笑声）。

　　这个用价钱来定胜负的准则，我们要感谢科斯发明的科斯定律：只有明晰产权，才有这种准则；取消了产权，就不会有这种准则。

　　你们说我张五常赞成自由市场，但我只是说自由市场对生产增长有利。现在佛山有那么多东西买就是明晰产权的结果嘛。自由市场究竟好不好就很难说了。我只能告诉你自由市场是对经济有贡献的。如果你问我喜欢哪种制度，我喜欢全世界的财富、美女（笑声），全部要用读书考试来分配（笑声、掌声）。

　　所以问题在于，决定胜负的准则可以有很多很多，市价只是其中一种。但假如市价不存在的话，或像以前那样是配给的话，那你们就要走后门，或者要排队。排队排上几个小时，然后花几毛钱买条鱼。你排队花的时间是浪费掉的嘛，你站在那里对社会有什么贡献呢？

　　但如果鱼的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比如说10元一条，你能拿出10元就是你赢了；你拿不出10元的话就算你是高官的儿子也没用（笑声）。那你会怎么样？你就要去工作，去赚10元来买这条鱼。所以你要拿出10元，你就要对社会做出10元的贡献。

　　市场是有交易费用的。你说要有明晰的产权，但明晰产权的界定和保障，都是很贵的。市场的交易会引致多种交易费用，比如说信息的费用、律师的费用、警察的费用。

　　在华盛顿州，一个红苹果--我20年前在那里的时候，如果到果园里去买，自己摘--5美分一磅。但如果到市场上买，3毛钱一磅。香港出产的产品，在美国卖1元的话，在香港顶多只能卖1毛9分。在这1毛9分里，其中一半以上是工厂里的经理、秘书的薪金。所以在美国卖1元的产品，在香港的生产费用最多也就是3、4分钱。大部分费用都是交易费用，所以交易费用是很庞大的，你在交易里可以赚到很多钱。

　　市场交易可以赚很多钱，大家都获利甚丰。不是赚1倍、2倍、10倍、100倍，也不是1000倍，起码赚1万倍，可能是10万倍，也可能是1亿倍，我也算不清楚。为什么能赚那么多？

　　举个例子，1支圆珠笔，1元1支。这支圆珠笔是用塑料制造的，里面是石油工业的油，还有金属在里面，还有一个伟大的发明，那就是有一颗珠子在笔尖那里，可以有很多颜色的变化。现在国内劳动力工资水平，保守估计，是5元人民币1小时。就是说一个普通工人工作1小时就可以买5支圆珠笔。

　　但如果要你自己从头发明、制造这支圆珠笔，就算在座的600人全是世界一流的天才，你们穷毕生精力，从一无所知做起--比??珠笔，你们600人穷毕生精力也不能制造出来！但是现在就是一个挖路的工人只要挖上12分钟就可以买1支圆珠笔。

　　在交易上赚钱，可以有如此大的利益呀！你看看你自己现在穿的衣服，要是你自己来制造怎么能行？自给自足在今天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我们这个世界自给自足是不可能的，只能在交易上赚很多很多。

　　为什么能赚这么多呢？同学通常会说这是"比较优势理论"，英文是Comparative Advantage。弗里德曼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但我不同意。现在他也同意我了（笑声）。比较优势理论有点帮助，但第一重要的是专业生产，专业生产使学习费用降到很低。大家各自专业生产，然后到市场上交易，大家的利益都很大。

　　因为专业化的缘故，就有人去做专业研究。新的发明一出来，几千年都不会消失。你想到一点，他想到一点，日积月累就是很多。我们现在的日常用品，都凝结了许许多多前人的发明。专业研究、专业思想、专业生产，然后大家在市场上交易，大家都赚很多。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市场；要有市场，就要有明晰产权。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律。科斯定律不是你们在外面听到的那个，你们听到的那个是错的（笑声）。对的科斯定律就是：没有明晰产权，就没有市场。就是这么简单。

　　产权的定义，是我发明的（笑声），有三个含义：使用权要明晰；收入的享受权要明晰；转让权要自由。所谓有转让权，是包括出租在内，所以使用权不是指一定要我自己使用，而是说使用的决定权是我的。我决定给你用，这也是我的权。当你有了这几个权利，这就是明晰产权的定义。

　　举个例子。假如我这手表是值钱的，我要拿出来卖，就要价高者得，你给100元，我就卖给你。但是现在我这手表不卖，你们排队来拿吧。那得到手表的人排队所费的时间就会刚好值100元。但你花这些时间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呢？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呢？

　　大凡财产任人取用，就会有这种后果：物品或资源的所值烟消云散。这就是我说的很重要的"租值消散定律"。比如说这个湖里养了鱼，这些鱼是我私人所有的，你去钓可以，给钱吧。但假如那个湖任人垂钓，所有人就会都跑去钓鱼。结果钓鱼所花的时间的价值，等于那些鱼的价值，结果鱼塘的租值等于零。如果鱼塘是公有的话，要不就没鱼在里面，要不就人人去钓，耗费与鱼的价值相抵消。但如果是私人的就不同了。我不会让那么多人去钓，我要收租，那就有租值存在。你要给租金我才给你去钓，我不会让所有人都去钓。

　　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会尽量减少租值的消散。其中一种减少租值消散的方法就是明晰产权。那个鱼塘是我的，你要去钓鱼就要付租金给我，你不给钱给我，我不让你钓，这是界定权利的第一种办法。

　　第二种办法呢，取消明晰产权，但资源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权利是用等级特权来界定的。县有县的特权，队有队的特权，行政官员分多少级，老师分多少级，非常复杂。这就是用人来界定权利。

　　要知道，在这个社会里，人一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坦白地说，这是上帝造成的，怎么可能平等？每个人都不平等。某方面是可以平等的，但不可能每方面都平等。在产权明晰的制度里，每个人拥有的财产都不一样，有人富一点，有人穷一点。但正因为产权不平均，人权就可以平均；人权平均，就可以搞法治，可以搞司法，因为司法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的资产不平等，但人权可以平等。

　　但如果资源以人的特权等级来界定权利，人为界定权利，人权是不平等的，不可能搞司法制度，可以讲纪律，可是不能够讲法律。怎么可能讲法律呢？高官的儿子犯法，跟我的儿子犯法，处分就不同。你不能说这种制度不好，只能说这种制度是与明晰产权制度不同的。

　　自由市场的交易费用很大，但交易利益也很大。中国改革之前，交易费用很大，虽然没什么交易。交易费用是指在鲁宾逊一人世界里没有的费用，所以根据这个定义，搞人际关系是交易费用，走后门也是交易费用，交易费用非常大。

　　所以在国民收入里交易费用的百分比只要跌一点点，就会富有很多；但只要上升一点点，就会变得很穷。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中国的交易费用占国民总收入的比例非常高。我1979年回中国时，看到那些人上班时从早到晚就在谈论怎么拉关系，到什么地方才能买到一只鸡蛋，可见当时交易费用占的百分比一点也不低。所以中国改了一个制度，交易费用百分比减少了，一下子就富了很多。

　　交易费用对人的生活当然是不好的。我上面那个定义，弗里德曼看了，也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总之，交易费用占国民收入百分比越低越好。

　　（2）中国的改革还应该更快些

　　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把按人的等级来排列的制度改变为按资产排列的制度，这是重点所在。但这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已经算是做得相当好了。我在1981年写书推断中国改革的发生。我知道一定会有这种转变，但我没想到转变会这么快。但我是中国人，血浓于水，所以再快我也觉得不够快，我还是希望它能?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钱颖一都赞成渐进。可是我不同意。他们理论上分析出来要渐进，但他们不明白这个世界。渐进有很大的问题，一定要急进。大致来说界定权利有三种方法，不是两种。一种是以人的等级特权来界定权利，改革前的中国就是那种；一种是以明晰的产权来界定权利，现在中国就是要改为这种情况。

　　但中间还有一种，就是以管制来界定权利。界定什么权利？界定贪污的权利！这就是印度的情况。在印度，你管手表的进口，我管某种外汇管制，他管生产手袋的审批，各有所管。有管制，就有贪污。你贪污手表，我贪污手袋。这种权利界定得很清楚。贪污权还可以自由买卖，还可以继承，写进遗嘱里面。

　　海关的贪污权也界定得很清楚。你星期一、三、五贪污，我星期二、四、六贪污（笑声），界定得非常清楚的。现在海关贪污权界定得很清楚，比如说走私的权利就界定得越来越清楚。你不相信的话，我可以拿一张价目表出来给你看，走私有这几种，你要我担保安全性有多高？绝对安全的是一个价。各种价格全都有，非常清楚。如果用管制来界定贪污权利的情况制度化了，那就无药可救。看看印度，无药可救嘛！（笑声）

　　中国的问题是，上面要管，可市场是自下而上的，管制从上面来，又要讲市场，所以中间就撞得一塌糊涂。所以中国渐进的话，印度这一关就很难过。你要一步跨过去，所以我就说一定要快，一定要一整套的改革推出。弗里德曼提出一个"砍老鼠尾巴"的比喻。他说砍老鼠的尾巴要一刀砍下去，不要一寸一寸地砍，长痛不如短痛嘛！（笑声）弗里德曼经常说这个比喻。1993年我带他去见一位中国的省长。省长说，教授啊，我们中国的老鼠是很多条尾巴缠在一起的，先砍哪一条呢？（掌声）弗里德曼哑口无言（笑声）。我当然知道答案了，很明显嘛，所有尾巴一刀全砍掉不就行了嘛！（掌声）

　　如果政策不是配套地一起推出来的话，麻烦就很大。哪样先做哪样后做，很难决定，很容易出错。弗里德曼一向主张放开价格管制，1988年我们向中国的领导人极力推荐这一点，结果一团糟。1991年，科斯拿诺贝尔奖，那次是诺贝尔奖90周年庆典，请我代表科斯发表演讲。我碰见弗里德曼，我跟他坐下来喝咖啡。我说，弗里德曼，我们建议中国取消价格管制，错了！他说，怎么会错啊？

　　我说，那些国企解除价格管制，价格就会上升，但生产并不一定就会跟着上升，这就麻烦了。工人的工资不够买生活必需品，因为物价涨了，但生产没有增加。假如是企业的产权清晰，价格一上升，它的生产也会马上跟着增加，大家都获得好处嘛。但国企就不行了，因为国企是不管赚不赚钱的嘛，哪管你价格升不升？所以应该将国企产权明晰与放开价格管制一起进行。弗里德曼同意了。

　　（3）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三个问题

　　首要的问题是特权阶层维护的既得利益的问题。几个行业都给堵塞住了，一个就是金融。不开放金融，就不可能有金融中心。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没有一个金融中心是天大的笑话。刚才我跟你们中山大学黄达人校长说，中国没有金融中心，不开放金融，怎么可能搞商学院？学生读的书，里面讲的制度啊，融资办法啊，都是外国的嘛。金融中心要搞，就要取消所有外汇管制，要允许外国银行进入，要让外国的经纪进来。但现在这些全都给特权控制住了。我看中美签定的世贸协定，看不到取消外汇管制，那怎么能行？

　　第二个问题，要让农村的劳动力能够转入城市，已经转了很多，但远远不够。一个国家的农业人口比例太高是不可能富裕的。这很容易嘛，取消户口管制就行了。把土地给农民，界定他们的产权，允许他们把地卖了，拿着本钱到城里去碰碰运气，然后就完全不用再管，市场自然会搞掂。

　　也不用担心治安问题，因为城市人口增加，收入也会增加，只要不贪污，治安一定能搞好。1868年，那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突然之间那个5岁大的皇帝，听了宰相的劝说，在一纸法令上签了个名，日本的土地权可以自由转让，农民无事可干，大量涌入城市，政府完全没有准备，结果什么问题都没有。要知道，明治维新是日本经济大增长的时期。

　　香港也是一个例子，解放后很多人跑到香港去，文革时候很多人跑到香港，香港一点问题也没有。还有深圳，20年来，深圳人口暴升10倍，有什么问题吗？一点问题都没有，政府千万不要管它（笑声、掌声）。

　　第三个问题，要发挥中国最大的长处。最大的长处是什么？人力资源。中国人努力、勤劳、物美价廉（笑声）。脑力也厉害，好像在座各位的脑力就很厉害。怎么发挥这个长处？取消海关吧！随他自由进出口。中国人哪里需要政府来保护？我们跟老外竞争，政府为什么要绑着我们的手脚？保护我们就等于绑着我们的手脚，那叫我们怎么去竞争？我认为根本不需要保护，完全不需要。如果中国绝对开放，取消所有的进出口管制，与外国直接公平竞争，完全不需要什么世贸组织。中国人怎么可能输？不可能的！（长时间的掌声）

　　（4）我起码有六七篇文章可以传世

　　我对中国只是关心，无意改进社会。我知道自己不行，这是自知之明。假如领导人来问我的意见，我是乐意提意见的。至于他们接不接受，我是不紧张的。所以有什么会议之类，我从来都不参加。因为参加这些会议的经济学家都有他们的意图。很坦白地说，有些人自己买了很多物业，所以他给政府的建议就是要救物业。我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提意见。弗里德曼对世界的影响举足轻重，可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言不由衷的话。这是我很佩服他的地方。

　　15年前，诺贝尔奖评委会的头头来找我，他叫我把我自己的论文思想写成一本书，言下之意是如果我这样做的话，获奖机会很大。我本来是准备写的，但你叫我写的话，我就不写！（笑声、掌声）正如粤语俗话所说"面子是别人给的，脸是自己丢的"

　　有件事情我是感到很骄傲的，我可以肯定，我起码有六七篇文章，100年后还会有人读。没有一个诺贝尔奖的得主敢这么说的。（笑声、掌声）。

　　关于企业的问题，我想了13年。我是研究计件工资合约的，因为科斯要退休，逼我写出来。我写的时候对科斯很客气，但我认为他是错的。我对艾智仁和德姆塞茨也很客气，因为他们那篇著名的文章错得就更离谱了。

　　所以你看了我那篇文章，就知道他们是错的，我那篇文章是1983年发表的，名字是《公司的合约性质》。这是我写得比较好的文章，100年后还会有人看。企业的问题，那篇文章已经全部解释清楚了。我做研究是这样的，自己做过的，认为是满意的，交了出去，发表了，我就从来不再干预。就像我的"佃农理论"，发表之后，几百篇文章批评我，也有赞扬我的，很多人要我回应，我从不回应（笑声）。

　　关于企业的文章，一年有几百篇，你问我的话，我就会说，只有我那篇是对的（笑声、掌声）。我为什么这样肯定呢？因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在工厂里，对于那些计件工资合约我了解得很详细，我是拿着事实来分析问题，我不是在数学上绕圈子。所以我知道我这篇文章一定是最对的。

　　我日日夜夜地写，刚一写完，我就知道，这篇文章一定可以传世。（笑声）于是我仰天大笑！（笑声、长时间的掌声）

　　（5）对中国年青经济学家及其方法的评论

　　现在还有很多经济学者认为产权不重要，他们搞的是所谓生产函数，英文叫"Production Function"。你说Production Function能解释经济繁荣吗？产权就可以！为什么今天这么多学者认为产权是不重要的呢？我的答案很简单：许多经济学家是很蠢的嘛！（笑声、掌声）

　　现在很多年青的经济学家，我看不到他们有什么架构。经济学的目的不是改造社会，也不是数学游戏，而是解释世界的现象。一定要先有一个现象，然后才去解释，你一定要先知道世界是怎么样的。我所有的论著，都是从一个现象入手的，都要先了解世界，然后用很基本的理论解释这个现象。

　　可是现在的博奕论，我不知道它解释了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啊。那些小年青，像杨小凯这样的人才，搞什么超边际分析，超这超那，是对什么现象超出来啊？他们算是比较好的经济学家了。超来超去，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看来看去也不明白。

　　我走的经济学的路子跟这些小年青的主要区别在于，我对世界的事情认识很多，他们是坐在象牙塔里，很多数学，很多博奕理论，没什么内容。你要解释世事你就要了解世事，最蠢的学者就是解释完全不存在的东西。他们解释的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我几十年一直坐在玉器、古董市场里，走来走去就是研究这个东西。我也做过生意，亏本的也试过，这样才知道外面在发生什么事情。我和科斯的观点比较相近，他也知道很多。你可以到美国石油公司问，在世界上正式的石油专家中，真的懂的，他们一定会告诉你，是张五常（笑声）。我做石油研究，花了6年时间，逐个部门，逐个油田（看），那些油是怎么出来的，我全都知道。

　　像我的"佃农理论"，就是要解释为什么台湾的农产品在管制下产量会增加。我写关于买戏票的文章，我是要解释为什么价格高的座位会先卖完。这全都有现象在那里。我写中国的婚姻，为什么女人会缠脚，为什么会有童养媳，这些都是现象。

　　可现在，我看了一百篇文章，看完了连一个现象都不存在，这是什么？是数学吧？不是经济学啊！现在这个博奕论，已经搞了20年了，你告诉我吧，它解释了哪一个现象？给一个我吧，我只需要一个！（笑声、掌声）

　　你说你要搞新理论，你要告诉我你的新理论能解释什么现象？你说的现象是不是事实？那些小年青，什么都没有，你问他能解释什么，他也不知道，因为他对这个世界不了解嘛。现在经济学家的数学，平均是博士数学家的水平，越来越厉害。但你问他这个符号代表什么啊？他就说不上了，搞得很抽象。

　　你说经济学是艺术，数学写得很工整，很有学术性，这也是一种游戏，可以发表，可以拿诺贝尔奖（笑声），但你能解释什么？你能解释人的行为，我就服你；解释不了，就是废物。

国家富强是多么重要

李敖：刘长乐先生感谢你，没有你我今天不会站在这儿。姜院长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可以开一句玩笑，他为了把我今天讲话故意的学术化，所以变成了这种样子，和他坐在一起。其实我跟大家说，他讲得太长了，并且他的普通话讲得不够好。学问一级棒，语言不好。我跟大家说，我最怕这种讲堂，原因讲过，作为一个演讲的人，他要很礼貌地照顾每一位，可是当讲堂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一台电风扇。



今天我在这里很倚老卖老地说，我看过的上海你们都没有看过。远在56年以前，当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我看到一幅景象就是在这个外滩，在银行的面前，上海的警察骑着大马手里拿着皮鞭打群众，群众怎么来的？清早5点钟戒严的时间一解开，四面八方涌向上海的银行，干什么呢？去挤兑黄金。这些黄金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搜刮了人们的财产，用金圆券搜刮人民财产，就是说你家里有黄金，除了你手指上的金戒指以外，全部向政府来兑换金圆券。如果不兑换的话，黄金没收，人法办。这些黄金被国民党政府搜刮走了以后，忽然一夜之间要卖出来了，就是你买到一两以后，到外面卖可以卖2两的价钱，所以上海人疯了，就拼命挤兑黄金。当时上海有一组警察叫做「空中堡垒」，就是骑着大马拿着皮鞭打，打都打不散，我亲眼看到一个灭亡的政府，一个亡掉的中华民国在最后兵败山倒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我和他们一起逃到台湾，当时我没有选择权，因为我只有13岁。当我现在又回到了上海，56年以后我回到上海，大家知道我的感觉吗？就是我看过那么凄惨的画面，你们都没有看到，你们也不会感觉有什么不同，可是对我而言，我才知道国家的富强是多么的重要，尤其在上海我看到了，请鼓掌。

在复旦讲「尼姑思凡」

我这一次回到祖国的讲演是分三场，刚才姜院长给我定的题目都是假的，我真的题目是三个定位，第一个定位是我在北京大学要讲金刚怒目，我在清华大学要讲菩萨低眉，我在复旦讲什么，要讲尼姑思凡。为什么要讲尼姑思凡？讲到我们理想及现实一面。

在元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挖苦尼姑的话，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头发，她看到一些男青年以后，她把眼看着眨，眨巴眼看他，眉来眼去，叫思凡，就是比较务实的一面。

一个匈牙利的作家当年是共产党，后来脱离了共产党，叫卡斯利，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下午的黑暗》。这本书里面讲到老共产党被整的时候，要枪毙他的时候，他最后和整他的年轻的共产党说，儿子，你们休想硬把天堂造出来。可是大家想想看，我们真的努力去硬造天堂，照着邓小平的说法，他在45岁以前花了20年去打仗，可是在49年以后，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很努力的去造出一个天堂。

可是邓小平说其中有20年的时间浪费了，为什么浪费了？大跃进、文革都浪费了这些时间，什么原因？我们想到汉朝的一个故事，汉朝有一个皇帝，你们都叫他汉高祖是错的，应该叫汉高帝。汉朝的皇帝是高帝、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献帝，献帝就三国了，大家知道我的记忆力是多少的好吗？汉高帝刘邦痛恨知识分子，痛恨复旦大学的学生（笑），知识分子来的时候是戴着帽子，一把把帽子抓下来放在下面撒尿，就是看不起这些人。有一个人叫陆贾，就和他讲，说怎么样治国。刘邦说，马上得天下，老子是骑着马得到天下的，谁要听知识分子讲课啊？陆贾讲了一句话，你马上得天下，你不能马上治天下，治天下需要专业人才。这个专业人才我在北京的时候是说出自北大清华，当我到上海的时候，就说是出自复旦。（笑）
因为没有专业人才，用爱国的热心拼命想把天堂造出来，所以我们付了代价。可是我们又回头想，我们有没有机会建造一个天堂？当方法对的时候，当时来运转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一个机会可以造出天堂。

今天是中国的大好机会

大家想想看，有一句外国话：中国人的机会，这句话是讽刺的，是看不起的，是美国过去在西部淘金时代讲的一句话，中国人的机会，就是中国人的机会是很渺茫的机会，只要你变成中国人，就没有机会。可是现在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有机会，不但中国人有机会，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文字都有机会。

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过去我们的刻板印象里，中文是很难学的，中文是很难认的，不是吗？我们伟大的共产党曾经努力要消灭这个中文，共产党这么多年来的努力只造成了简体字成功了，可是大家知道不知道，简体字面对现代的时候，它有问题了。

问题在哪里？当中文你不去写它的时候，中文很容易学，我告诉大家，中文是全世界最简单的文化，从文法而言，是非常简单的文法，春风又绿江南岸，这个绿可以是形?展，要消灭它，可是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要消灭它，发现忽然中文咸鱼翻身，就是因为了现在的科技，当打字的时候发现一个字一个音是最好的一个输入方法。

当我们知道中文里面有很多同音字的时候，我们知道有困难，可是我们把它解决。我李敖穿的衣服的「衣」字有156个字的同音字，好比我李的「李」字，有的是有音没有词，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有待于复旦大学来面对。我们中文把它发扬光大，为什么消灭不了？它有那么厚的文化基础，为什么？它有十万字的古书在我们的背后，它不是埃及文字，也不是巴比伦文字，中文是一个活的语言。

我们现在讲英文，英文在14世纪的时候是一个地方语言，它是德国式的一个土语。英国那个时候国会开会讲法文，大学讲课讲法文，吵架讲法文。可是当英国人出了莎士比亚，出了约翰生，出了这些人以后使英文变得越来越强势。到今天，英文直接威胁到全世界各国语言，包括法文和中文。可是当现在电脑科技出现的时候，英文威胁不到我们，我们发现有这么好的基础来发展我们的中文，并且发展我们中文的思路。所谓中文的思路就是过去因为中文的智库组常常用4个字的成语来表达思想，大家知道这个思想，可是当我们仔细想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好的文字。如果这个房子着火了，大家夺门而出，请注意这个夺，这个夺字很重要。我李敖讲的好，他们眼泪夺眶而出，我讲得太好了，眼泪都快出来了。打败国民党，国民党望风而逃，大家注意这个望字，中文有一些极好的特色。

我必须和大家说，虽然你们的国文很好，的确赶不上我，为什么赶不上我？因为你们缺少一个窍门，什么窍门？就是我有一个本领，把任何抽象的东西具体化。

除了搞数学以外，搞文学，搞语文，要把它量化。比如说我站在这里，我们描写老中青三代，我告诉你我们怎么描写，我会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关心的是大小，当中年以后我关心的是长短，当我老年的时候我关心的是硬软。人生既然是这样分的，刚才我去1号，当我60岁的时候去了1号出来，大家知道我们男生的裤子前面有一个拉链，拉链前面有一个布盖盖住这个拉链，那块布英文叫做FLY，当我60岁的时候常常小便出来，拉链常常没有不拉起来，当我70岁的常常拉链不拉就小便，用具体的方法描写我60，描写我70，这是多少的重要。当我们说这是女孩子，这是老头子，这不是最好的中文，当我们说这是红颜，这是白发，这才是最好的中文。

用四个字的语言说，现在我在倚老卖老，大家想想看，倚老卖老这四个字多么有趣，倚是靠着老，可是也是大模大样的，好像坐在椅子上，这就是我所说的中文有它的好的语言，有它好的表现法，有它好的意境。并且当中文电脑化以后，我们才发现简体字不好认，繁体字好认。根据原结构出来它好认，当我们不写它的时候，它就好认。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要不要把中文的优点用现代的科技把它开发下去，我们有很多意境是洋人所没有的。好比英文有一个AJAR，就是门是半开的，中文没有这个字，我们可以用中文的意境，所以我们写书，写西厢记，说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这就是中文的意境。好比说，宋朝的黄山谷，他忽然说香来了，一听说香来了，每个人都这样子嗅，他说不对，他说香气这样闻就不是香气，香气是你坐在这儿，忽然一股香气到你的鼻子里了，香气是主动你是被动，这样感觉出来的香气才是香气。这么细腻的感觉在我们中国文学里面可以看到。同样的黄山谷也说，当他做官被贬官，有一次到城门楼里把他关在里面不让他动，外面在下雨，人出不去，他把脚从窗户伸出去，因为雨水淋到他的脚，他说我生平没有感觉这么快乐，大家想到这个意境吗？这是了不起的意境。所以我们在中国的语言和文字里面，中国的思想里面可以保留这么多的意境，用现在的科技我们把它发扬光大。

我讲这些事情就是告诉大家，当有一个东西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有了这个机会。美国有一个文学家马克吐温，这个孙子一辈子赚了很多钱，可是都糟蹋掉了，因为他喜欢投资发财，可是每次投资都失败。最后来了一个人说我有一个玩艺，你这么和它讲话，隔壁就听到了，就是电话。可是马克吐温说这是什么玩艺，我不要投资，所以他就失去了这个机会，一辈子要投资，最后碰到一个最可以投资的他漏掉了，这就是机会的问题。我认为今天我们遭遇到一个好的机会，中国人应该面对一个机会。我常常说过去从来没有碰到这么好的机会，今天我们碰到了，我们要珍惜这一次机会。

有人打我李敖的主意，说你到了北京你要骂共产党才过瘾，有的人也打我李敖主意，你到了北京你要捧共产党才过瘾，我李敖是给你们玩的啊！？（笑）
我刚才在车里和刘长乐老板说，天行有常，立身有本。我们这种人该说的就要说，该说对的就要说对的，该说错的就要说错的。可是，我们知道讲话要有技巧，硬梆梆的讲话是不好的。所以我给大家演讲，第一次讲演是金刚怒目，第二次讲演是菩萨低眉，第三次是尼姑思凡，为什么叫做思凡？就是女的下辈子要变男的，男的下辈子要变成佛，这是佛教的整个精神。??面她觉得花花世界，灯红酒绿，觉得很遗憾，这是现??想问题，可以谈一点现实问题。

放弃自由主义

美国有一个报纸，办报的人叫ABBOTT，他晚年的时候写回忆录，他爸爸是一个写儿童书的作家，他爸爸临死前告诉他说，感觉到人间所有的教会的争执90％都是名词之争。这个小ABBOTT老了以后，他回忆这段话，他说我回忆我爸爸告诉我所有人间宗教的争执90％都是名词之争，他说我发现我爸爸数学不好，原来最后那10％也是名词之争。

我们现在看是务实了，大家看到没有，我是有名的自由主义者，为什么我到了祖国我公开宣布我愿意放弃自由主义，为什么？因为自由主义它本身是虚无缥缈的。从17世纪、18世纪到20世纪，自由主义所要的就是落实一部分，就是对我自己，我自己反求诸我能够心灵上获得解脱，关着门和自己干的，一出门就是和政府的关系，我要政府给我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在复旦大学公开演讲的自由，这就是和政府干的。可是大家想想看，当这些东西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一条一条列举的时候，谁还要自由主义啊？我要宪法，我不要自由主义。

同样的，各位，共产主义也是如此，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好的理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当然是最好的理想。我们中国所讲的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前一句就是各取所需，后一句就是各尽所能。这个理想是人类最好的理想，可是我必须说，没有经过人类贪婪的过程，这个理想达不到。什么贪婪？就是我做工做得多做得少，薪水和你一样，人类贪婪的欲望就出现了，我就不努力做工了，上班以后看报纸，剪指甲、大便，都来了。怎么样鼓励人们？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先让一部分人先发财。我们听起来很怄气，可是事实上这就是人性。当人们有人性之后，我们会有务实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问题，自由主义了，共产主义了，这些话可以少说一点，高兴的时候说几句，或者说做研究的时说几句。

秦城监狱已无政治犯

可是我的意思是距离我们太远了，邓小平说，下一代人比他聪明，邓小平这一辈子，45岁以前打了22年仗，45岁以后有20年走错了路，然后他有机会来挽救这个局面。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没有再遭遇了这些麻烦，所以我们也感觉不出来这些困难，现在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不再斗争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对我们是多么珍贵的一刻。有人说不再斗争吗，他们也在钩心斗角，大家知道吗，钩心斗角是出自杜牧的《阿房宫赋》，说阿房宫上面的建筑物都是钩心斗角，本来是这么一个典故。现在我们说勾心斗角难免会有，争权夺利难免会有，为什么我说这次回来要看秦城监狱呢？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吗，至少我在秦城监狱里面看不到政治犯，我觉得这是中国最大的进步。

所以我和大家说，听我讲的话，我已经70开外了，我已经垂垂老去，我讲话我赞成什么，我反对什么，我敢说绝对是独来独往，我不受人左右。可是我再讲一遍，我讲的该凶的时候凶，该温和的时候温和，该开玩笑的时候我会开玩笑，可是当你笑过以后，你才想到你的眼睛里面可能有泪。

大家看看两天前的文汇报，大家注意到一件事情，香港有60位的委员，他们其中有三分之一，他们是和我们，或者说是和北京政府口口声声说民主，北京政府可能说不出口，我李敖说得出口，你们真民主对不对？是对的。在英国人统治你们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不争取？为什么97以后英国人把香港还给了我们，你们才争取？争取民主是好的，可是争取的太晚了。

这批人有三分之一可以到外国随便走，可是门口把他挡住了，你不要到内地来，所以有三分之一的议员，主张民主的议员来不了祖国。两天以前他们可以来了，并且欢迎他们来了，中央政治局的大员亲自欢迎他们来了。大家注意什么？注意到当我们有机会，当我们有信心，不要以为共产党不会开放，我们认为他会开放，我们逼他，哄他，骗他，劝他，他会开放。

我讲了这些，讲到中国禅宗的语言，就是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是什么意思？不是杀人，他是消灭你的思想。所以过去林肯总统说，他是我的敌人，我要消灭他。过了几天他和他的敌人拉着手在走路，人家问林肯总统，他不是你的敌人吗，你不是要消灭他吗？林肯总统说我不是消灭了吗？敌人不见了，变成我的朋友了吗？

我和大家说，中国的那语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少说了一句，时髦不能动，这才是大丈夫，什么叫时髦？对着那些希望你说他好话的共产党，赞美共产党是时髦，对着那些居心叵测的台独分子，小日本帝国主义者，对这些人，你骂共产党这是时髦，这还能活吗？我们该说就说，该骂就骂，可是再讲一遍，我是很讲究技巧的，没有技巧是不好的。

清朝的龚定庵很有才气，他可能是通奸被本妇毒死了，他有两句诗：科以人重科亦重，人以科传人可知，科是科举，好比我说做了秀才，我做了状元，我有头衔，科以人重科亦重，就是我是复旦大学毕业，可我今天我是毛泽东复旦大学毕业，毛泽东反过来影响了头衔，复旦大学的头衔也跟着重了。科以人重科亦重，因为人重要跟着重了。可是人以科传人可知，这个人什么都没有，说我是复旦毕业，靠着这个头衔混的，这种人什么样人我们都知道了。我的意思是告诉各位，你们不但要从复旦出来，还要超过复旦，这样子由于你们的光芒四射，对你们的学校才是真正的回馈。

我今天讲这些话，大家可能是最后听到了，因为我已经垂垂老去。我要讲的话，我这三场讲演结束在今天，和大家搞不好就是做最后的告别。为什么这么悲观？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听送我一千块的胡适先生讲演，我听了以后八个字：不可不听，不能再听。为什么不可不听？那么有名气的大学者讲演怎么能不听呢？不能再听，第二次讲还是那一套。

我在这儿的学问最大的，告诉各位，什么原因？我没有什么杂务，一天关着门自己在进修，所以念书念的比他们全多。用我这种成熟的智慧，请大家注意，你们老笑，我告诉你，陆游一首诗，尊前作句莫相笑，我死诸君思此狂，我在你们面前我和你们开玩笑，你们别笑说尊前作句莫相笑，我死诸君为我狂，我死了以后你们想我想得发疯。

我和大家说，我今天在这儿和大家讲演，我所要说的，你们要保持一个非常清醒的头脑，容我讲一句话，在祖国的朋友们，在科学上，在技术上，自然科学上都非常优秀，在人文科学上面考古这些方面也优秀，可是我必须说，涉及思想层面，尤其是社会科学层面的，我们祖国的朋友们这么多年来吃亏，原因不是别人，就是马克思。因为你一定要打着马克思的招牌才能发挥演绎，才能发学术论文。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现在很好，我们现在已经想通了，知道马克思离我们远一点，我们现在想通了，所以我认为是好事情。真正的自由开放，就是我们真的不受人家来骗我们，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来辨别。可是我必须说，我们祖国的朋友们在社会科学涉及思想方面吃的亏被压住了，被盖住了，被捂住了，所以我经过这次演讲，希望大家说马克思再见了！

各位我和你讲，今天复旦大学100岁，你们知道100年有多少不同吗？你们穿的鞋有左右脚，100年前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穿的鞋不分左右脚，想得到吗？事情不大，可是你们知道百年之间有多少变化吗？我们复旦大学真正的创办人马相伯先生，他自己活了100岁，他可以经历这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活100岁的人他们的感觉。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任期很长，他有三个副总统，第一个副总统叫做加纳，第三个是华莱士，第三个是杜鲁门。加纳是一个大胖子，又抽烟，又喝酒，又超体重，活100岁，所有卫生的原则对他都不适用，这些活100岁的人，从马相伯到加纳，看到这些人时空流转什么感觉？别以为我喜欢听你们，看你们复旦大学100岁，早在几天以前，一个100岁的人吸引了我，在今年的9月18日，知道一个人的100岁吗？她没有活100岁，可是是她100岁的冥诞，她的名字叫做嘉宝，当年的一个大明星，她把自己毁掉了。嘉宝对我的吸引力超过复旦大学。

可是我的一个笑话也许引起你们的兴趣，一位老寿星活了100岁，他要分节祝寿，他对他的眼睛说你100岁了，happy birthday，对他鼻子说，鼻子鼻子啊，100岁了，happy birthday，最后他一低头说，你要是活着，你也100岁了。

感谢院长昨天来看我，他走了以后我背后讲他的坏话，我和刘老板和我们王院长说，我说这个人是书呆子。我佩服书呆子，但我可干不下去了，所以我就脱离了这个事情，在外面闲云野鹤。所以我在你们大学里面讲话，你把我变成学术演讲，我真是残酷，可是我说实在不是学术，可是我必须告诉大家，由于我的讲演能使你们有了一个警觉，对你们一辈子有好处。

梁启超和康有为见面的时候，康有为对他讲了一番话，变成了师徒两个人影响了一个时代。我和大家讲，过去台湾有一个人叫雷震，办了一个杂志叫做《自由中国》，办了10年，提倡自由民主，我告诉各位，他的影响力只在一个人身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是我，只影响了我一个人。各位，我希望能影响你们一个人也很好，如果将来你们变成了国家领导人，由于你们的开明，思想的奔放，知道什么是真的改革开放，推动它，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各位，毛主席有一个有名的词，大家都记得，讲到什么人是英雄，最后是讲俱往矣，这些英雄全都过去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看我们今天才有风流人物。风流两个字就是我和大家讲的，现在风流两个字是坏，现在说李敖这个人很风流，你们把我当成西门庆，觉得我很风流，可是这个字是好字。中国的语言有它的变化，有的字从坏变好了，好比说在宋朝你称呼一个女孩子叫她小姐，她就给你一个嘴巴子，因为宋朝的妓女叫小姐，可是现在这两个字变化好了。有的字变坏了，本来龟是好字，现在说这个人是王八，就变成坏字。可是风流这个字有点走样??后是说数风流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现在有网站上说，数风流人物还看锦涛。告诉各位，??不能这样看他。就好像我看秦主任一样，他是秦老师，我蛮佩服他，他的长相非常好，你干错了行。（笑）

所以，我以老大哥的姿态说，我希望我的小老弟胡锦涛真的风流一点，不是坏事。不但他风流，英雄割据今己矣，文采风流今尚存。英雄割据今己矣，谁要阻止祖国统一？这些人都没有了，祖国统一了，可是文采风流被留下来。今天我们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字、中国精神、中国的怪物都留下来了，我希望我和大家一起文采风流，和胡锦涛一样，谢谢各位！

我补充一句话，我看到一本书，他的作者叫做姜义华--《理性缺位的启蒙》，这就是今天我的表现。不太理性，理性缺位，但你们也不是懵懂，所以还是有一点启蒙。（笑）

复旦大学学生提问

提问：您好李敖先生，很荣幸向您提问。我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03级研究生，我觉得您一贯的言论可以用两种色彩来概括：就是灰色和粉色。灰色是批判，粉色是女人。您有一位朋友曾经说过一句话：您一生最喜欢的是女人，最瞧不起的也是女人，我愿意相信您对您身边所有的女性都是非常真诚的，但是我觉得我很难看到平等。我想问您的就是，在您的字典里女性除了喜欢和追求的符号以外，是否也是您真诚的钦佩和欣赏的对象。
另外美国一位很著名的政治学者说，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如果交由女性来统治，将会更加和平。我想问您在您看来，究竟是男性主导的世界更容易招致战争，还是女性主导的世界更容易丧失和平？

李敖：谢谢你，我很怕你问我这种问题，因为凡是涉及西门庆的问题我都怕。女人当然是可爱的、美丽的，可是有一些思想是有问题的，原因就是女人太感情用事，因为感情用事会误事。好比说民主政治，为什么过去有些国家不给女人投票权，就是因为她感情用事。美国总统威尔逊，那么优秀的总统几乎落选，什么原因呢？就是他老婆死了，再结婚的时候中间的时间太短了，以当时美国女人的保守，认为这家伙、这孙子是薄幸的，是无情的，就不投票给他，几乎落选。请问，这种选民能够去搞民主政治吗？不可以的。

当然我尊敬女人、当然我爱女人，我也承认女人如果作为政治领袖，当然是最好的，像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有武则天和西太后。谢谢你。

（花絮：回答关于海南大学副校长关于邀请李敖去海南的邀请。李敖：我这次回到祖国，我一分钱都没拿，还赔钱。可是要海南岛，我告诉你们，我们要定价。）

提问：我的问题是唐朝有什么样的精神风貌或者是习俗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乏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究竟是要努力的去适应这个时代，还是努力的让这个时代去适应自己？

李敖：谢谢你。可能你误会我的一个意思了，我没有想做唐朝人，我是想唐朝人做我。至于你所提到其他的问题，我必须告诉你，我觉得人生有一个有为主义，什么是有为主义？就是这件事情当你做它和不做它是不一样的。

我本人是有为主义，所以我相信很多事情我们去努力去做，会有不同的结果，那种抱怨、说风凉话、那种关着门诅咒、关着门拍桌子砸板凳都不是健康的。同样的，我觉得如果用一种悲愤的情绪去表达一切也是不好的。为什么我不喜欢鲁迅，老是横眉冷对，不好。我也不喜欢文革后的伤痕文学？我告诉你，眼泪太多了。这就是邓小平所挖苦的，哭哭啼啼没有出息，我们是男人，我们不要没有出息。

提问：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说，你是白话文写作以来的中国写作第一人？这个结论怎么得出来的？第二个觉得自己比鲁迅高明很多，我们知道李敖是伟大的思想家，请问，你凭什么讲比鲁迅高明？

李敖：我有耳背，我的耳朵常常听不到对我不利的声音（笑）。

为什么我说我是500年来写白话文的前三名？因为我在陈述一个荒谬。拉丁文有一句谚语，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这件事情很荒谬，所以我深信不疑。

第二个问题请你收看凤凰电视台里面，我这一阵子对鲁迅的批评。我只告诉大家，鲁迅有他的时代性的功劳，可是今天我们还抱住鲁迅，我们太落伍了。我们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落伍。大家注意，我说胡适都说得很清楚，我这次花了35万人民币捐铜像给胡适。我说的很清楚，我捐的胡适，是新文化时代的胡适，不是跟蒋介石交朋友的胡适。鲁迅的功劳我们没有否认，可是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李敖。（笑）

放弃自由主义换取宪法落实

提问：李敖先生你好，我是来自于复旦大学05法学的同学。我知道您在此之前一直被看作是自由主义派的，而且是很多人把您当完全西化的自由主义派。但在今天的演讲中，您好像是非常地推崇中国的文化，而且是公然宣称您放弃了自由主义，是什么促使了您的这种转变？

李敖：我告诉你，这就是我的进步。请大家注意，我来做着买卖，大家没有看到我在交换吗？我用自由主义换什么？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要落实给我们看，大家没有看出来吗？我想你那么聪明，应该能看得出来。

提问：我这个不是问题。我知道您藏书十数万册，包括一些名人的手记您也收藏了很多。想问问您，有没有考虑过什么时候能把这些资料和书籍捐给我们大学？最好是我们复旦大学，再好一点就我们姜老师在的人文学院历史系，给我们资料室，因为我是历史系的学生，对这个很关系。

李敖：我懂你的意思，你不是历史系的学生，你是商学系的学生。

提问：还有一个就是您前几年说，要写的两本书？

李敖：都不写了。我的脊椎疼，不写了。我已经写了1500万字，今天要捐给贵校的《李敖大全集》，40本。事实上我写了80本，3000万字，要写的都差不多了。顺便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叫做《李敖大全集》，不说李敖全集？像鲁迅这样，为什么带个大字？为什么你那么拽、那么神气，那么不谦虚？我告诉你，我已经很谦虚了，我叫李敖大全集，没有叫大李敖全集。（笑）

钱可以保护我们的自由

提问：我是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的硕士。首先感谢您今天对我们的母语--汉语的深切的关怀。因为全国高校唯一的语言文化报--《雅言》，就是我们复旦语委创办，并且一直坚守到现在。

我想请教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如果您要创办一所大学的话，您准备提出一种什么样的校训来作为对青年后学的忠告？第二，刚刚您讲到龚定庵，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述都为稻粮谋，这是龚定庵的精神困境。神州白发两飘飘，牺牲终继莫悬琴，这是马一孚的精神困境。您认为当下的人文知识分子，他面临的一种最严峻的精神困境是什么，又如何寻求这种突围和救赎之道？

李敖：我跟各位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294卷，写好以后给每个朋友看，大家都睡着了。只有一个朋友叫王胜之，算勉强看一遍。我讲这个故事是告诉大家，我向院长特别致意，你不要太难过了。

司马光接见后进的时候，他先问你你家里有没有钱。大家很奇怪，说我们的国务总理级的人怎么见面问这么一个小的问题，这么一个不上路的问题，怎么问我家里有没有钱呢？原来司马光就考验你，家里没有钱的人，就是富兰克林的那句话，两个口袋空的人，腰板站不直，你没有竞争的能力。金钱是一种力量，竞争的的力量。说我不在乎，我不要钱，我像颜回一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可是，32岁，痨病鬼，死掉了。为什么？你没钱。还有，如果颜回结婚了，儿子得了了盲肠炎，需要开刀，你要不要求爷爷告奶奶，双膝下跪，你会的。当你没有金钱的力量的时候，你就没有支撑点。所以当时你谈了这么多计划，我很务实的告诉你，得自己腰包里揣一点钱，才能够谈一切，否则得话，一切都落空。

我们讲的话很现实，可是告诉大家，我们中国知识分子都看不起钱，看不起经济的力量。像毛主席一样看不起，至少他搞不好，邓小平骂他，说他不懂生产力，为什么这样？有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可以保护我们的自由。

今天，我可以看到，大家注意到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修改了一条，我们可以有私人的财产，大家知道吗？我们在改变，我们在进步，可是有钱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有钱？第一先调查你爸妈的钱包，他们有没有钱，如果有的话，就不要死了再给你，先分给你。如果没有钱你干什么？建议你培养一套安贫乐道的人生观，认命、钓鱼，不要硬撑。否则的话，觉得你没有这些能力而想做这些事情是很危险的。我告诉大家，当毛主席起来革命的时候，当他没有钱的时候，他会碰到老式的中国文人章士钊，送钱给他，大家知道吗？

现在谁会送钱给我们？我那个时代是一段佳话，当我裤子进当铺得的时候，胡适送一千块钱给我。但有些人会讲风凉话，说你收买年轻人，可是胡适如果不送一千块钱给我，他还是胡适，他并没有少什么。可是他送了给我以后，大家想不到，在这么多年以后，会发生这种效果。我捐出来1500倍的钱，并且要在北京大学给他立铜像。为什么北京大学有蔡元培的像、李大钊的像、毛泽东的像、马寅初的像，没有胡适的像，今天我回来了，就干这个事情，当然党中央会犹豫，我们不同意，我说钱不要退，我等着你，可是别忘了，我70岁了，我等不了很久了，我还要去海南岛。
提问：李敖先生您好，我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一位教员，我问您一个关于台湾历史教科书的问题。在白岩松采访您的时候，以及前几天在清华大学演讲的时候都涉及到这个问题。您认为杜正胜、周梁楷他们所做的台湾历史教科书所引起的争议您因为不足虑，您说一个聪明的小孩子等他自己长大以后，他自己会获得这种历史认同和民族认同。但是我们反过来想想，杜正胜、周梁楷这些台独分子他们自己也是从小孩子长大的，尤其在他们念书的时候还没有这种系统的有计划的去中国化的教材，他们变成了台独分子，您这样对小孩子的期待??针对这种有系统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这样一种去中国化的过程有效吗？

李敖：谢谢你！我们常常被我们的自己的经验所困惑，我们常常把台独当成一个反叛??，或者他们是革命党，你们搞错了，为什么？因为中国共产党打天下的过程里面，他自己是玩真的，所以像毛主席一家死了五口人，并且包括他在另外还有长征的时候丢掉的一个儿子，他的那个局面就是古人说的，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都是这样子。

可是因为这种经验，打天下的经验使他感觉到，有人在台湾要打天下，有人在台湾要变天，有人在台湾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怎么可以！所以你们紧张了。我告诉你们，这些人我都认识，陈水扁和我一起办杂志，他们我是太清楚了，是玩假的，他们是嚷嚷，觉得台独是有市场。当然有一些日本人在煽动，可我告诉大家，没有台独问题，只有中美问题，美国在撑腰，美国也是历史反革命，而不是现行反革命。为什么？美国过去和蒋介石挂钩，它有那种军事合作的关系，有大吃小的关系。在我们和美国人建交以后，那些老的关系一时掐不断，所以今天形成这样，可是美国人也知道，不能够真的支持他们搞「台独」，所以台独分子嚷嚷半天，你是「总统」，为什么不独？你是「执政党」为什么不台独？你有「国会」的半数为什么不台独？因为你是孬种，你是玩假的，他是一个假货。

所以我常常讲一段故事，你们在毛泽东文集和在毛选集里面都看不到那篇文章，在1920年9月毛泽东在长沙《大公报》写的一篇文章，他说，全中国各省都对不起我们湖南人，我们湖南要干吗？湖南要独立，毛主席主张湖南独立。请注意，10个月以后，毛泽东就组织了中国共产党，10个月他就想通了，不能搞地方独立，而要搞统一的国家，以毛主席那么英明都要想10个月才能想得到。台湾离开祖国110年，我们要不要给台湾同胞一点时间，一点机会，让他想一想？不要动辄就讲我要打他个稀巴烂。

提问：非常荣幸是最后一个问题，但是我有两个问题：李敖先生，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余光中的一句话，说越是天才越怕死，他说莎士比亚是一位天才，他的蓝墨水冲不淡他对死亡的恐惧，今天我看见您3000万字的李敖大全集，我仿佛看见一个句点的落下，是您对生命的留恋、对死亡的恐惧让您有这个动力写这3000万字吗？当然我希望您长命百岁，因为我很喜欢您的书。我还看过您的节目，其中有相当部分的内容在北大的演讲的时候有雷同，比如说提到过艾森豪威尔、巴顿将军、麦克阿瑟，这些在书上都有，请问这是您老板刘长乐有安排，还是您真正成熟的智慧可以信手拈来？

李敖：我的老板刘长乐是安排了我这次回到祖国来演讲、接洽，到处白吃白喝，别的他安排不了。我的思想、方法，刘长乐老板他太年轻了，跟我不完全一样，虽然我们是同党。我告诉你，刚刚你说我怕死，你在我文章里面看到我怕死，我14岁的时候写的文章，我14岁的时候怕什么死？所以我认为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对生命的看法。我告诉你，基本上对人生，我这个年纪有某种程度的悲观，我不相信基督教，可是《新旧约全书》最后的启示录第六章第八节有一段说，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死，我告诉你，我随时会骑上灰色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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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16日 13:58 深圳新闻网



日前，中国文化报记者傅铎就文化产业的有关问题采访了著名学者余秋雨。


记者：据了解，您是国内较早对文化产业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对这个领域发生兴趣？


余秋雨：提起世界上人们公认的文化中心，人们自然会想到纽约、巴黎、法兰克福和伦敦，应该说，城市是一个文化的概念，那么，中国的城市文化应该如何建设，这是我前几年的一个研究重点。通过比较，我发现，现代都市文化是把文化进行产业化运作的一个枢纽，这也是我对上海文化进行研究的深入。而在研究上海文化的时候，不能不面对这么一个现实问题，即上海在二、三十年代作为亚洲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枢纽之一，它是一个文化产业发展很充分的城市，在那里出现了商务印书馆、印刷厂以及最早的电影制片厂、唱片厂等。如果不触及文化产业这个概念的话，那么就很难触及到上海文化。


记者：社会转型时期，如何认识文化产业化运作方式？


余：在社会转型期，中国的普通百姓有没有能力消费文化，这是一个前提。其次，这种消费不是商品的平均分配，而是应该由不同层次消费者自由选择的。第三，文化的生产者可以根据文化的消费情况来获取自己的报酬。文化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络方式一定是通过产业化的运作来实现的，我在这里讲的是多数可供消费的文化。这样，我们的文化建立了一种坐标，即为社会接受程度的坐标，否则文化将会完全失去了它的坐标，文化的产业化运作有利于文化获取一种被接受的坐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概念。在我国也有极少数的文化可以不以被消费作为坐标，我同样承认这一点，但它是另一种消费方式。比如，我在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我的著作不可能像我的散文集那么畅销，但学术著作的价值是体现在课堂上的讲述上，即为学生所接受并欢迎，更少更少的学术研究著作可以不以被一般人接受为坐标，如陈景润搞的哥德巴赫猜想，它基本上可以被认为不被一般人所接受，而这在我们这样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里同样需要其存在。但文化人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的学术著作就是宝塔尖，在戏曲艺术中，如果戏好却没有观众喜欢，那它也是发展不了的。所以，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绝大多数文化应该处在被接受的状态之中，而且被大众接受应该是文化的标志。


记者：您认为文化产业化机制的建立将会使我国文化的整体格局发生如何变化？


余：只有很好地建立产业机制以后，中国文化总体上才会走向更加健康发展之路，同样中国文化的整体格局也会发生变化。这是我对发展文化产业的看法。现在许多人担心文化产业化后，文化会走向病态，或走向坠落。其实不然，我们看到好荣坞很多电影，如《泰坦尼克号》、《拯救大兵瑞恩》、《花木兰》等，它们都有巨大的观众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它在基本的道德评判上只会更高，而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即为了追求商业化导致道德坠落。为此，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首先要建立正确的产业观念。如果不这样的话，作为消费的部分文化产品就失去了价值，这样盗版者就会乘虚而入。其次是如何建设文化产业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发展文化产业是一个大问题，而不是一个赚小钱的小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进入零打碎敲的境地，文化产业需要大的运作，对一些文化产业项目要进行准确严密的判断，而这就需要有非常高超的文化判断素质和商业判断素质。那么现阶段哪一些文化项目有可能先期进入文化产业程序呢，我个人认为，首先是文化传媒；第二是出版；第三是演出；第四是旅游。这四个领域都有可能在今后比较长的时间内形成文化产业的热点或者社会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我们重新整理中国的文化结构的过程中，由于文化产业的出现，文化事业将会以产业的翅膀展翅远翔。


记者：当前，文化产业在其发展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


余：首先要对文化产业从业者队伍中那些浮夸、浮躁群体引起警惕。文化产业最容易滋长浮夸和浮躁的群落，对这样的群落，我们一定要明确，他们绝对不是文化产业的中坚力量。正是这些自命为搞文化产业的人，既瞧不起文化人，又瞧不起企业家。其实他们缺少的是企业家的头脑和文化人的素质，应该被淘汰。其次要注意培养大批严格意义上的文化经济人队伍。现在文化产业领域缺乏这佯的文化经济人。文化经济人是一个专业，井非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文化经济人。文化经济人队伍的专业化程度和数量的多少决定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程度。坦率说，现在我们还没有开始对??为，中国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产业领域第一是医药，第二是文化。鉴于此，文化产业发展天地广阔，高素质文化经济人队伍的培养也应加快。

　尊敬的顾校长，中共中央台办陈主任，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早安、大家好。听到顾校长刚才的一番赞美之词，套句北京人所说的话，听到之后，忒高兴了。昨天天气预报说可能今天有一些雷阵雨，但今天到清华大学看到不仅是风和日丽，而且是拨云见日，这不就是大家所期望两岸雨过天晴、拨云见日，这种期待都是大家所共同的。

　　在今天楚瑜和我们亲民党的大陆访问团特别到清华大学来是因为明个儿要跟清华大学出身的胡锦涛总书记见面，在明个儿和他见面之前，亲自来目睹执中国科技牛耳的清华大学，看看所谓国之英才的未来，我们亲民党所有的成员要向在这边的老师和同学致上无限的感佩之意。

　　刚刚顾校长特别提到，在台湾有两位政党的主席，中国国民党的连战主席和楚瑜分别在“五四”的前后来到了大陆，又分别在北大和清华来演讲，这是一项非常别具深厚意义的一种安排。因为“五四运动”的德先生、赛先生是中国人自省自强的开始，我们两个人分别到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本营来演讲，正代表两岸人民的共同期待，炎黄子孙出人头地的共同愿望。

　　走进清华大学的校园，楚瑜内心有无限的感佩，清华大学在民族的衰败当中立校，在战乱的废墟中重新再生，以科学跟学术来强国雪耻，造就了像胡锦涛先生和许许多多将近三百位以上的副部长的这些党政要员和文法商、科技这些精英持续推动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清华确实是我们共同的骄傲。

　　不只是在北京，同样的清华1955年在台湾复校。50多年来，台湾的清华也培养着超过35000位精英。他们不但在台湾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上扮演积极的角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更是亚洲在台湾称之为硒谷，在大陆称之为硅谷的新竹科学园区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基于20世纪初的惨痛教训，我们彻底地认识到现实，了解到世界的趋势，彻底的自我检讨、彻底的在失败当中我们能够学习，兼容并蓄的开始成长，迎头赶上，开始超越，这是和解和平到和谐合作的一个成长过程。清华大学的经验就是中西合成的再生的经验，西方科学实务的态度，跟中华人本精神在清华巧妙结合，在这边既有王国维先生、朱自清先生等一流的文学大师，也有李政道、杨振宁诺贝尔获得者。

　　所以，不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清华的学校史正是中华民族否极泰来的成长史，也是和解再生迎头赶上的奋斗史。所以，清华这个学校，我们用16个字来形容“一块招牌，两间店面，殊途同归，自强不息”，这不正是两岸当前的一个缩影吗？

　　清华大学的经验就是中西合成的再生的经验，西方科学实务的态度，跟中华人本精神在清华巧妙结合，在这边既有王国维先生、朱自清先生等一流的文学大师，也有李政道、杨振宁诺贝尔获得者。基于20世纪初的惨痛教训，我们彻底地认识到现实，了解到世界的趋势，彻底的自我检讨、彻底的在失败当中我们能够学习，兼容并蓄的开始成长，迎头赶上，开始超越，这是和解和平到和谐合作的一个成长过程。

　　我们成长的方法是从消除误解到了解，从了解产生谅解，然后从谅解找出方法来化解，由化解再产生可长可久的和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但没有吃亏，反而因此成长，而从中找到自我定位，重新取得民族的自尊。所以，清华的经验就是全中国人最好的经验。

　　从这段历史我们了解到真正的和解不是原则立场的妥协，而是民族再生的一个开始，楚瑜抵达北京的时候讲了一段话，历史应该是一面镜子，而不是一条绳子。镜子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做为，看到前人的教训，提醒自己不要犯同样的错误，绳子是一种纠缠，让过去的冤孽影响到现代人理性的思考，两岸的历史和未来千丝万缕、千头万绪，包括在座的所有的台湾和大陆的同胞们跟相关的政治人物能有更大的智慧，让中国人共同处理自己中国人的问题。

　　另外，一个全球必须面对的必然趋势，那就是中国的崛起。就在两天之前的5月9日，这期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以“中国的世纪”来做封面的报道，这个报道中说中国近年来的突飞猛进的成就。报道说改革开放的25年以来，中国成功的让超过3亿以上的中国人民脱离了贫穷。

　　而去年美国最大的超市就是沃尔玛，它是对美国贡献有2％GDP的首富公司，在它的6000多个供应商里面，有5000个是来自于中国，占所有供应商的80％。现在美国人学中文的急切的程度超过去学法文，以往我们讲电影，是美国文化的代表。但现在，中国的电影明星却向美国输出，在大陆有张艺谋，在台湾有李安，章子怡更是大家都认识。

　　所有的数据和事实都说明中国正在快速地崛起。15年以前，美国认为浦东的开发是不可能的事，但现在却是亚洲金融的中心。欧美的经济学者都认为，以这种干劲和快速发展的程度，中国经济的实力在2015年将超过日本，而且在2039年会超越美国，这是了不起的愿景和共同成就。

　　外国人对中国的崛起，是既羡慕又害怕的。其实，外国人所不了解的，中国人一向讲求王道，富国的目的是为了立民，中华人民百年来深受帝国主义深害，在复国以后，不但不会霸道，而会柔以克刚，这是向外国人展现东方文化的特质，全世界都在等待东方这条巨龙能够腾云而起，但两岸的中国人我们准备好了吗？这就是我们要谈话的一个主题。

　　现在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繁荣、富足的时候，也是中国人摆脱百年屈辱最关键的时刻，因此，两岸真正的敌人不是兄弟彼此，而是束缚了中国数百年的落后和贫穷，仍旧让中国人挣脱落后和贫穷成为一个均富的社会，这才是海峡两岸共同追求的目标。事实上，五十年以前，台湾就认清了贫穷才是“国家”发展最根本的障碍，分配不均才是让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的主要原因，因此开始励精图治发展经济，创造了台湾经济的奇迹。

　　创造台湾经济奇迹的经验是与同时维持“一高两低”，就是“一高”，持续的高经济成长；“两低”，就是低通货膨胀、低失业率。同时，要维持稳定的物价水准和充分的就业，最后政府通过税制和教育让穷人有翻身的机会，力求维持较均衡的所得分配，整个的社会和经济不但要使一部分人能够富起来，更要让所有的家庭都能够富起来，这就是均富。

　　依照台湾的经验，达成均富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偏向于社会性和教育性。一方面让每一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来攀爬社会的阶梯，而另外一方面知识就是权力。也就是培根所说的知识就是力量，只要掌握知识，就不会一代一代、世世代代的穷。蒋经国先生在执政台湾16年当中，1972？D1978年，台湾每一个国民的所得从482元美金成长到5829元美金，成长了11倍。但最高的所得的家庭1/5和最低的1/5，一直当中的差距维持在4？D5倍以下的水准。

　　现在台湾有21项IT产品居于全球龙头的地位，去年台湾这个弹丸之地，生产了4500万台的笔记本型的电脑，占全世界的71％。即使我们现在的经济状况有所起伏，但是台湾每一个人的国民所得一直能够保持在12000元？D14000元的水准。台湾经济奇迹真正的意义不是在于富，而是在于均富。

　　台湾经济的成长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我们物大地博，或者资源丰富，而是在于全球布局运营的管理和提高全球的竞争力，因此近五十年的台湾和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大陆成功的能够从贫穷翻身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三个，那就是尊重市场、尊重专业、尊重制度。在这三个因素当中，资本市场和专业人才只能够提供一时的突破，但制度的改革才能创造一个长远和全面的成长。

　　前任的WTO，国际贸易组织的秘书长、做过泰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曾说，中国加入WTO之后，对亚洲各国最大的挑战，是制度的竞争，是谁能够在制度的改革上最好，谁才是真正的赢家。

　　两岸在制度的调整上，能够有互补互通的空间，比如说中钢和台湾的产业合作可以作为大陆的参考，股市房市的过热可化解降温，而不是迅速破灭，大陆通过称之为知识财产权来保证创新的动能，这些方面都可以两岸多加交流。

　　我在这里要提到一位温世仁先生，这位台湾企业家，不但文章写得好，而且还是慈善家。两年前过世的英业达所说的消灭贫穷才是最大的商机。他到黄羊川，说那里是不用带布景就可以拍电影的地方。他过世一周年的时候有上万人排队去吊祭，他说两岸人民的合作就是改善制度、取长补短，改善经验，相互帮助。

　　解决我们对方的内在问题，面对国际的挑战，我们不只是要有医院和学校，更要把医院和学校带到农村去。带到农村去，在台湾所做的一切的努力，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现代化的设备，享有最基本的人权和照顾，这才是真正最贵的待遇。

　　所以我们要的是基本教育、基本建设和最重要的在台湾称之为“基本班底”，在大陆称之为“骨干力量”，就像清华所培养出的学生一样。

　　前几天，楚瑜到南京，在夫子庙前面有一位老先生穿过重重的警戒跑到我们团员面前，说了一句话，宋先生不要打仗。我们共同要让两岸成为共同的市场、共同繁荣的市场，不需要打仗，无论是民族的需求，一个中国大陆和平稳定的中国，是符合世界全球大家共同利益的事情。

　　趋势大家都知道，但是有一条政治的“黑水沟”横在海峡两岸之间，使得双方的交流不能这样顺畅，我们必须从历史来了解这条“黑水沟”的形成，才能搭起和解和合作的桥梁。在历史上，台湾常常被视为“化外之地”，许多福建、广东的人民为了生存冒险来到台湾，那种艰难的过程一般人很难想象。

　　在台湾史里面，民间流通着一条“杜甫悲歌”，一开始是劝君莫要过台湾，台湾恰是鬼门关，知生知死谁都难”，而客家人每个人都会唱的“客家本色”，唐山人过台湾，我要半点钱，唐山人过台湾，身上没有半点钱。他们每天过的日子就是拿着生姜蘸着醋吃，他们都没有埋怨。这些先辈们能够历经风霜落根台湾，就形成了台湾特有的“台湾意识”，这种台湾意识又经过政治的强化，在明清两代形成村船不许下海。台湾的罗汉饺就是这样来的。台湾的乡亲自求多福，说的难听点就是自生自灭。

　　台湾就像一个家道中落，又被卖出去的养女，又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人把台湾当成殖民地，一直到1949年。我们努力地打拼，深深体会出艰难的悲情。

　　那种既怀念原乡，又扎根于现在家庭的一种心境。两边都是我们的家，一边有我们的祖先，一边有我们的子孙，没有人会要去争取一边的认同而去放弃另外一边，这就是各位大陆的乡亲，您慢慢去体会。

　　其实，大多数的台湾人既不否认自己是炎黄子孙，也信仰着大陆上面来的妈祖和关公，还有更多的神明来自于大陆。但是400年的疏离，100年的隔绝，50年的对抗，尤其是两岸的不同制度让台湾和大陆的隔阂越来越深。

　　请各位同学、大陆的乡亲不要把台湾意识跟“台独”划上等号。台湾意识是在长期的历史脉络中自然形成的一种认同台湾人跟地的一种情感，“台独”是要把中国从中国大陆彻底割裂的一种企图。不可否认，台湾意识曾经被“台独”所操纵，但是这种政治挂帅的手法反而混淆了台湾真正的心声。

　　例如为了“台独”而认同日本人，不仅扭曲了历史，也否定了台湾人，这是一小部分人狭隘的个人经验，既丢了根，又抛了本，所以是根本不对。

　　拿我们亲民党来说，我们是一个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政党，但是却有着非常强烈的爱乡爱土的台湾意识，是台湾意识，而不是“台独”选项。我们也有着浓厚的华夏情怀，我们从头到尾坚决反对“台独”，我们一贯所强调的是：“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而“台独”也从来不是我们亲民党和台湾应该有的选项。

　　两岸的未来必须奠基这种深入的相互了解，台湾人要多了解大陆的改变，而在同时我们也期盼大陆的同胞多了解台湾同胞的想法。两岸应该要一中求同，从了解、谅解，然后去化解，最后和解来产生我们一个民族，中华民族华夏子孙共生共荣的一个新的契机。

　　所有的中国人都记得我们在夏朝之初那个治水的故事，您还记得鲧用围堵治水无功，而大禹用疏导使得水患不在。孔老夫子说过一句话，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所以宋楚瑜要在这里诚恳的呼吁，两岸没有必要再纠缠在历史的恩怨中，两岸已经梳理了几百年而开始密集的交往也不过是最近十几年来的事。我们用一句台湾闽南话讲，吃饭吃得太快会把碗咬破了。而且应该用耐心，用了解、用谅解诚实来面对历史，务实地来策应未来，才能够让我们两岸共享一个共生共荣的美好愿景，关键的时刻就看我们在这一个月以来所做的天翻地覆的两岸重大变化，让我们有所期待。

　　简单的讲，两岸的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既不是喊话，也不是武器，而是双方的政治精英不愿意见到人民生灵涂炭，不愿意让过去两岸分别在几十年当中努力的成果毁于一旦，那一颗仁民爱物之心以及对中华民族未来共同的期盼，两岸只有把人民的幸福放在第一位，才能倾全力找出可以接受的可行方案。用一句我们清华这些学科学的数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找出双方的最大公约数，我相信我们有智慧找出两岸的最大公约数。

　　从和解到再生的过程，绝对不会是短暂的，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李白有一首诗叫做《行路难》。行路难，行路难，多崎路，今安在，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想两岸的和平进程会起起伏伏，但是我们方案正确，我们抓紧脚步，我们有信念和信心，我们也有这个坚持，一定会像我刚刚到清华校园来的时候所讲的，我们两岸一定会拨云见日。

　　大家都不会怀疑道路为何如此坎坷、艰难、多变，宋楚瑜跟好多关心两岸包括亲民党在内要提着脑袋去做，就是许多像宋楚瑜这样的人，曾经不是亲身的经历过战争的战火洗礼，也是体会了那些骨肉离别、离散的那些痛苦，或者是听到父母在告诉他们子女这些过程的一些艰苦，我们不愿意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的下一代再告诉他们的下一代去讲述这些血淋淋的经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无反顾的要致力于两岸和平的原因。

　　最后，楚瑜愿用八个字来形容楚瑜今天的心情，那就是丰碑无语，行胜于言。那个丰硕很大的碑上面不一定要刻任何的字，而在清华的校园里面，大家都看到的，就是在日晷上面刻的四个字，行胜于言。这不但是清华人的信念，也是所有中国人应该奉行的一个价值，它更是两岸双方在未来检视对方诚意和善意的基础。

　　事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宋楚瑜要套用美国过去一位总统肯尼迪所说的一句话，不要光看我在大陆说了什么，要看我们在台湾做了什么。

　　今天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在为中华民族写历史，楚瑜深信，让我们一起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宏观的看我们两岸合作未来的愿景。楚瑜把今天所讲话的题目就定在世界有多大、中国的机会就有多大，让我们一起掌握这个机会，携手同心，脚踏实地，迎接一个为我们两岸中国人来的未来21世纪的世纪。也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那就是中国人未来共同的愿景，让我们携手同心，一起来努力。我们不会让历史说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不会让他们失望，我们会加倍努力。谢谢大家